五月风暴_娱乐频道_凤凰网

  • 时间:2022-04-30 06:0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引发全国性大罢工,连远在南部的海滨小城戛纳也被卷进。最终,第二十一届戛纳电影节以停办告终。关于“这场丰衣足食的反叛”有何意义,那个五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四十五年来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恐怕将来也不会有定论。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世界电影史因为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改写了

  那些参与其中的名字汇聚在一起,几乎就是半部电影史。而1968年,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次,能够如此大规模(全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和知识分子),如此细致(从蒙太奇到照相性),如此全面(从制片到发行)的对电影进行考察、批判、实验。虽然看似风波平息之后,电影制片机器仍旧继续运作,但是这已经不再是1968年前的那台机器了,因为它的每一个零件,每一项功能,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被拆解研究过了,都已经可以被怀疑和重置了。

  1968年5月10日。戛纳。蓝天白云,金沙碧波,美酒香鬓,宛若仙境。这是迷影鼎盛的时代,电影人们多少都带着光环。戛纳电影节,旅游业和电影业合谋的典范,一切美好如斯,宛如千年一度的蟠桃盛宴。

  与波兰斯基新婚伊始的莎朗-塔特,在沙滩上享受着无尽的阳光,噩运还在九霄云外,自由精神(free spirit)正带着生活无忧无虑的旋转。

  让-克劳德-卡里耶尔和米洛斯-福曼刚搭乘着世界上最大的客轮“伊丽莎白女王号”,从纽约带着鲜花革命的醉态,口袋空空的入住进了奢华的海岬酒店。

  这一年,第二十一届戛纳电影节,罗贝尔-法弗-勒布莱(Robert Favre Le Bret)这个文化公务员,已经把持电影节15个年头了,记得刚当上总干事的那会儿,时任评委会主席让-考克多强烈的批评评奖遭遇了太多的政府干涉,他渴望戛纳成为一个超越战后政治对立,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电影纯真世界。但文化官僚勒布莱并不吃这套,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政府设立的外交平台,而他则是一个标准的产业主义者,他热衷于用文化推动旅游,乐意看到越来越多的发行商和制片商在这里买卖成交。而那些电影艺术家们,或许和沙滩上成排的棕榈树没啥区别。

  这一年,评委会主席是法兰西院士、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正儿八经的作家安德烈-萨宋。评委会成员,则有:

  安东尼奥尼的尖鼻子美人莫妮卡-维蒂,当时她正兴致勃勃的投身于莫尼切利的喜剧世界;

  久经考验的抵抗运动战士,早殒天才让-维果的病友,作家克劳德-阿维兰,正是他创立了激励年轻导演的让-维果奖,并监护着让-维果的女儿;

  在后来成为外交官,在当时作为学生代表的瑞典人让-诺德兰德(Jan Nordlander);

  马雅可夫斯基的衣钵传人,“高声派”主将,苏联诗人罗伯特-伊万诺维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那一年,主竞赛单元一共有28部影片入围,东欧阵容尤其强大,米洛斯-杨索甚至有两部电影(《红军与白军》和《闪耀之风》)同时入围,此外还有米洛斯-福曼的《消防员的舞会》,伊利-曼佐的《反复无常的夏天》,扬-内梅克的《聚会上的报告与嘉宾》等等6部之多。此外还有阿伦-雷乃的《我爱你,我爱你》,卡洛斯-绍拉的《薄荷刨冰》,理查特-莱斯特的《芳菲何处》,新藤兼人的《黑猫》,杰克-卡迪夫的《摩托车上的女孩》等片。

  米洛斯-福曼的《消防员的舞会》得以参加戛纳,可谓是峰回路转,惊心动魄。起初这片子惹怒了前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局的官员,而制片人老狐狸卡洛-庞蒂则撇下了米洛斯不管,使其差点因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而被关进大牢,好在正巧杜布切克接替成为,在“带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大旗下, 一股清新的自由之风拯救了米洛斯,并把他的影片送来了戛纳。

  而波兰电影的主将扎努西则对这届夭折的电影节颇有微词,他认为如果不是之后的闹腾,他的波兰同胞维托尔德-冈布罗维茨的《马太日》定能有所斩获。

  在戛纳,电影人们好像端坐在奥林匹亚山上的活神仙,坐拥着缪斯的无限美好,哪怕地动山摇都可充耳不闻。可是呐喊的声音还是传了过来,在来戛纳之前,没人料到会遭遇这样的进程。包裹着戛纳这座海滨小城的梦幻泡泡不堪一击地带着所有的虚荣被戳破了。

  1968年无疑是二战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年。整个地球陷入了抗议的沸腾当中。人们对于既定的生活轨道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反叛的激情却在“另一种选择”当中丛生。被殖民者反殖民,被资本者反资本,被xx者反xx,被独裁者反独裁,人们不约而同地率性而为。

  1968年,在美国,青少年们离开他们的中产阶级家庭,过着嬉皮士的生活;反越战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反对征兵,反对陶氏的恶毒武器、要求撤兵停战的示威抗议此起彼伏。民权运动也到了关键的时刻,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黑人力量”崛起,以至于芝加哥大暴乱。

  以色列已经从受害者转变成了施暴者,“巴勒斯坦人”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阿拉法特将在之后不停的出现在电视新闻里。

  杜布切克当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推行“带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松绑,史称“布拉格之春”,短暂的春天随即在8月迎来华约国的5000辆坦克。

  巴西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抗议伙食低劣,而被警察射杀,引发了反对军事独裁的社会浪潮。

  巴德和迈因霍夫集团,在法兰克福引爆炸弹,以抗议越战。随后学生们占领了《明镜》周刊。

  墨西哥城奥运会让黑人权利、南非种族隔离、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成为世界线年的法国巴黎

  1968年情人节,2500个影迷走上了街头。他们当中不乏很多声名鹊起的电影人,但那一晚,他们都自称是“法国电影馆的孩子”。下午三点,30车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呼啸而至,封锁了街道。

  刚在《周末》里大展手脚的演员让-皮埃里-卡尔冯(Jean-Pierre Kalfon)大声读着人们手中的小册子:

  “借着官僚主义的假象,文化最该死的敌人再次盘踞了这个自由的堡垒。不要只站在一边,让他们闪开。自由是争取来的,不是白白就能领受。法国和全世界,所有热爱电影的人们,都将和你在一起,都将和亨利-朗格卢瓦在一起。”

  这就是由于政府撤销法国电影馆的建立者亨利-朗格卢瓦的馆长职位,所引发的“保卫电影馆”运动。亨利-朗格卢瓦,世界上最伟大的影迷,从电影俱乐部起家,到建立法国电影馆和法国电影博物馆,正是他在二战时期,保存下了大量的珍贵电影拷贝,是他让梅里爱的电影重见天日,而新浪潮的导演们无不都是在电影馆的电影院里熏陶出来的。

  两三个月前,时任文化部长马尔罗(一位著名小说家,曾经的抵抗运动者,顽固的戴高乐主义者,著有描写中国地下革命的《人的大地》)运用诡计,先是背着朗格卢瓦召集电影馆的代表们,大大颂扬了一番朗格卢瓦,并声称绝不会调换朗格卢瓦的馆长职位。并号召电影馆的同仁们和文化部一起对抗财政部,因此建议让政府获得电影馆委员会的多数席位。代表们大受感染,同意和马尔罗合作。结果第二天,新组建的电影馆委员会,就把朗格卢瓦踢出了局,并提名从未在电影馆出现过的皮埃里-巴宾,图尔电影节的主席,作为馆长候选人,并在最后投票委员近半数缺席抗议的情况下,将他抬上了馆长之职。

  马尔罗和那些文化官僚们正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这一手诡棋,但他们并不真的了解亨利-朗格卢瓦是谁,一手建立起法国电影馆的他早已是影迷们的精神领袖。所以这项变动使得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迷影者(cinephile),一夜之间变成了街道上愤怒的人群,这样的骤变让当局着实措手不及。

  有恃无恐的皮埃里-巴宾一入驻电影馆,就把馆员们叫来分别约谈,凡是被认为忠于朗格卢瓦的一律辞退。但是这场清洗并不够彻底,一位名叫乔斯林-阿彭棠黛的馆员作为可被信任者留任了,在后来“电影馆战役”当中,她始终扮演着特工的角色,每天中午,她把馆内的文件偷偷带出,由一个年轻人翻拍后再带回馆内,这让保卫朗格卢瓦的影迷阵营始终掌握了巴宾和文化部的动向。

  情人节那天晚上,当人群和警察在电影馆门口正面遭遇的时候,“朗格卢瓦事件”正式升级为世界性的事件。电影人纷纷表态,《电影手册》编辑部每天都收到五湖四海的声援电报,这些电报上的署名几乎就是一部人类电影史。

  第一个出面力挺朗格卢瓦的不是《电影手册》也不是《正片》,而是一份左翼日报《战斗报》。从撤职第一天起,《战斗报》就开始力挺朗格卢瓦。在2月14日这个关键转折点那天,《战斗报》编辑查皮尔写道:就是今晚,所有人都来夏乐宫吧!战斗委员会在那里。或许会发生暴力,但是我们倒要看看马尔罗和他的警察们面对着凯瑟琳-德纳芙和让娜-莫罗(都是法国最著名的女明星)的脸庞会做出什么反应?

  事实证明,警察们的确对此状况矛盾百出。当晚,在电影馆门口,远没有“筋疲力尽”(系此导演的代表作品)的戈达尔勇猛地突破了封锁线,当他号召人们跟上的时候,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封锁线的这一边,其他人依然被挡在另一边。显然警察们认为他是戈达尔,所以可以随心所欲(vivre sa vie)。

  差不多的故事,夏布罗尔(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也遭遇过,后来事态升级,有几个中学生影迷被警察带走了,夏布罗尔气势汹汹的去警察局理论,结果不费一枪一弹,就在警员敬慕的目光中,轻易的把人给带走了。

  滑稽故事归滑稽故事,但警棍不留情。《战斗报》预言的暴力场面还是发生了。当晚,戈达尔和特吕弗喋血街头,而贝特朗-塔瓦尼埃血流满面。但是他们没有退缩,新浪潮的干将们檄文一篇接着一篇,《战斗报》、《正片》、《电影手册》媒体阵地一个接一个建立起来,有力的回击着臭名昭著的《费加罗报》。组织也建立起来了,“保卫电影馆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这场运动中,巴黎人们的街头实践经验获得无限的累积,一批热爱电影的学生出现了,他们的热血被点燃了。

  1968年,克劳德-勒鲁什、戈达尔、特吕弗、路易-马勒、波兰斯基占领了正举行放映活动的戛纳电影宫,并以此为阵地,要求立即停止戛纳电影节。

  回到歌舞升平的戛纳。契科夫说,有枪就一定要发射。所以有蟠桃会,就一定有齐天大圣。戈达尔和特吕弗就扮演了这么样的辣手角色,着实大闹了一回天宫。

  法国电影馆重新开张的第二天,索邦大学被警察突袭,现在已是欧洲绿党领袖的大学生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发出一声怒吼,“五月风暴”席卷而来。当戛纳风平浪静之时,巴黎已是街石纷飞,山河变色了。本迪特在电影馆保卫战中就已崭露头角,但当时满腔愤怒的他正要砸玻璃窗的时候,被戈达尔们制止了。这或许埋下了他和戈达尔之间理不清的爱恨情仇。传言说68年索邦大学墙上的“艺术已死,戈达尔也救不了它”等等对戈达尔指名道姓的标语就是出自本迪特之手。5月13日,学生们占领了巴黎的大学,法国批评家协会给戛纳电影节总干事勒布莱发来了一份声明,要求电影节同仇敌忾,延期举办,以反对政府野蛮干涉文化自由。久经官场的勒布莱拒绝了这个请求,但老道的他停办了所有的晚宴和鸡尾酒会。

  戛纳的人们习惯性的在电影节期间只关心电影节报道,奢华使得窗外的纷扰恍如隔世。直到越来越多的消息传了进来,终于汇聚成一股力量,打破了五星级酒店的无忧无虑。特吕弗开始行动起来了,戈达尔也开始行动起来了,戛纳电影节很快就将遭遇到它的大革命。

  17日,特吕弗驱车从巴黎来到戛纳,出席保卫电影馆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特吕弗从广播里听到了更多的巴黎的消息。当天巴黎的法国电影技术学院,被几千名电影专业人士占领,要求戛纳电影节与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们站在一起,停止举办。

  18日,保卫电影馆委员会在让-考克多大厅发起了“停止举办电影节”的动议,米洛斯-福曼虽然不怎么理解为什么巴黎的年轻人在要求布拉格的同胞们极力想摆脱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决定团结为上,和同仁们站在一块,把《消防员的舞会》撤出了电影节。

  特吕弗并不在乎需不需要和工人们站在一起,但他认为必须对被捕的四个学生做出回应,因此特吕弗一门心思就想把电影节叫停。

  而戈达尔则要求如果不停办,那么电影节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在他心中有着模糊的蓝图,让电影创作者从官僚、制片人和发行商手中夺权,并取消评奖,因为它“是对于等级制的崇拜”。

  不管各自初衷如何,在更本质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这个时候,现实展现出的创造力已经超越了银幕。真正精彩的好戏正在街头发生。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雷乃庆幸自己的电影没有放映,《我爱你,我爱你》中的灰色基调,已经不适合这个群情激昂的时代了。

  刚受完印度文化熏陶的路易-马勒也是造反积极分子,他召集了所有的评委,游说他们一起辞职。路易-马勒、莫妮卡-维蒂、波兰斯基、特伦斯-杨相继辞职。而特吕弗和戈达尔则同时在对导演和制片人们进行公关,说服他们把影片撤出电影节。《聚会上的报告与嘉宾》、《薄荷刨冰》、《芳菲何处》等片相继宣布退出。

  但勒布莱并没有投降,他坚持电影节继续进行,他认为不应该让外宾卷入到法国国内的事务当中。勒布莱要求进行表决,是否继续按照日程放映卡洛斯-绍拉的《薄荷刨冰》,大厅里的大多数人还是举手了,他们不相信革命的时刻已经到来。

  当影片开始放映,卡洛斯-绍拉在台上哭丧着脸要求停止放映他的影片,这个来自弗朗哥独裁的西班牙人刚刚在年初见证了军队关闭了马德里大学的数个学院。勒布莱并不认为外宾的眼泪可以牺牲掉法国政府的面子,放映继续进行。这时候,戈达尔抢到了话筒,“电影是属于电影人的!”“放映必须停止!”为了抢夺话筒,混战开始。戈达尔的眼镜再次被打飞,但绍拉和造反派们成功地拉起了幕布。放映终于停止。

  勒布莱认输了。电影节宣布结束。开幕时放映的修复版《乱世佳人》一语成谶,一切随风而逝(gone with wind),但这是一场飓风,刮走了戛纳所有的虚荣,并将继续刮下去,刮到巴黎,刮到今天。

  《薄荷刨冰》事件当晚,仿效法国大革命时的三级会议,“电影三级会议”成立了。这个汇聚了电影、电视和广播界1500多人的组织,成为了引导之后一段时期法国电影运动的核心。三级会议是个“想象力掌权”的地方,关于电影实践的各个方面:拍摄、制片、发行等等都被讨论,“政治的拍摄政治电影”、“取消明星制”、“电影是人类的生存必需品”等等各种想法被提出来。

  三级会议因此催生出了很多电影团体,像戈达尔的维尔托夫小组、克里斯-马克的门德福金小组、自由电影、农民前线、五月手册等等,尝试着大量新的电影实践。这些电影大多都直指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戴高乐主义和国家机器。

  反抗,只是反抗。这是1968年的主题,没有蓝图,没有精心设想的乌托邦。68年上映的《人猿星球》里,有句对白,“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这是年轻人的时代。早些年,新浪潮的干将们刚刚在美学上埋葬了“老爸电影”。但他们并不满足,“明天”、“未来”,他们渴望走得更远。路易-马勒在人群之前唱着《国际歌》;被催泪弹熏哭的布努埃尔看着巴黎街上满是堪比当年超现实主义的标语,不禁回望青春年华,“我与世纪同行”他叹道。

  1968年对于电影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看一下当今的阿萨亚斯就能明了,毕竟我们从未像1968年那样离未来如此之近,这是手指月亮的时刻,只有傻冒才会看着手指。

  1968年,无论是电影人最初的节节胜利,还是整场革命的退潮,它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法国导演协会得以成立。第二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勒布莱不得不向戈达尔们妥协,设立了导演双周单元。而评委们明显受到了时代的感染,林赛-安德森的关于学生反抗学校制度的《如果》获得了最佳影片大奖,表现1931年5月14日示威工人被杀害的瑞典影片《阿伦达31》获得评委会奖,而希腊著名政治片导演科斯塔-加华斯反映政治阴谋的《Z》获得了评委会奖。

  1968年,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次,能够如此大规模(全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和知识分子),如此细致(从蒙太奇到照相性),如此全面(从制片到发行)的对电影进行考察、批判、实验。虽然看似风波平息之后,电影制片机器仍旧继续运作,但是这已经不再是1968年前的那台机器了,因为它的每一个零件,每一项功能,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被拆解研究过了,都已经可以被怀疑和重置了。从那以后,更多的愤怒的人出现在银幕上,就连一直拍着中产阶级生活的疏离和空洞的安东尼奥尼,也拍出了像《扎布里斯角》这样激情四射的影片。而电影也成为一种视觉工具和武器,越来越多的介入到社会运动当中。而社会理论也被征用进了电影批评,从而逐渐发展成为穿透影像达到意识的新通道。对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1968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它成为一个隐秘的分叉路口。在那激情岁月之后,像特吕弗则逐渐拍起了当年被他猛烈反对的“老爸电影”,而戈达尔则更深的陷入到对电影本质的迷思当中。

  以1968为代表的六、七十年代,是我们百多年电影史真正的青春年华。离开它,整个电影史都将黯然无色。电影只有在两个时代,曾经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一个是发明的时代,而另一个就是六七十年代,激情不羁,想象力当政。

  如今,戛纳电影节依然是一年一度电影界最大的盛会。飘飘然胜景重现,好像一场从未被打断的盛宴。评委们也不会造反占领电影节了。但1968年的故事,已经淌入了电影节的血脉,成为了一则警言,一出神话。风光无限中,徒有虚表的危机依然存在,权力与文化的冲突暗中涌动。

  抗议声不会离开,只是今天不会在戛纳的中心会议厅里骤然发难,但他们会盘踞在电影节的边缘,在那里“禁止禁止”,并手指月亮。

  制片人中心的压迫体制真的倒塌了么?电影工作者真的掌握了电影么?导演中心制度是不是成为了新的威权体制?我们还能无限的去想象电影的未来么?没有群体的呼唤,我们对于那些单枪匹马的离经叛道者还能雀跃以待么?1968告诉我们,要提出问题。

  今年,骆晋作为中国的影评人,或者更正确的来说,是迷影者,成为戛纳的“France 4 Visionary Award”这个新设单元的评委。这个单元的设立是为了反映“迷影者对于电影工业中涌现的新天才的热情与激情”。“迷影者”、“新天才”、“激情”这些都是1968年的核心。那么今天,我们坐拥着1968的遗产,又该如何衡量它们呢?

  让-吕克-戈达尔:法国导演,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1960年完成第一部故事片《精疲力尽》。

  弗朗索瓦-特吕弗:法国导演。法国新浪潮另一位代表人物。拍摄过《四百击》、《朱尔与吉姆》、《日以继夜》、《最后一班地铁》等经典电影。路易-马勒:法国导演,处女作《死刑台与电梯》获路易德吕克奖,跻身新浪潮导演的行列。

  波兰斯基:波兰导演,1962年3编导处女作《水中刀》,在西方却引起了轰动,是电影史上的“罪恶大师”。

  克劳德-勒鲁什:法国导演,23岁创设独立制片公司,导演首部剧情长片。1966年的《男欢女爱》,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是其代表作。

  米洛斯-福曼:前捷克斯洛伐克导演,代表作有《莫扎特传》、《飞越疯人院》,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导演之一。

  伊利-曼佐:捷克导演,1968年以《严密看守的列车》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次年《失翼的云雀》被禁,1990年重见天日,获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奖。

  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引发全国性大罢工,连远在南部的海滨小城戛纳也被卷进。最终,第二十一届戛纳电影节以停办告终。关于“这场丰衣足食的反叛”有何意义,那个五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四十五年来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恐怕将来也不会有定论。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世界电影史因为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改写了

  那些参与其中的名字汇聚在一起,几乎就是半部电影史。而1968年,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次,能够如此大规模(全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和知识分子),如此细致(从蒙太奇到照相性),如此全面(从制片到发行)的对电影进行考察、批判、实验。虽然看似风波平息之后,电影制片机器仍旧继续运作,但是这已经不再是1968年前的那台机器了,因为它的每一个零件,每一项功能,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被拆解研究过了,都已经可以被怀疑和重置了。

  1968年5月10日。戛纳。蓝天白云,金沙碧波,美酒香鬓,宛若仙境。这是迷影鼎盛的时代,电影人们多少都带着光环。戛纳电影节,旅游业和电影业合谋的典范,一切美好如斯,宛如千年一度的蟠桃盛宴。

  与波兰斯基新婚伊始的莎朗-塔特,在沙滩上享受着无尽的阳光,噩运还在九霄云外,自由精神(free spirit)正带着生活无忧无虑的旋转。让-克劳德-卡里耶尔和米洛斯-福曼刚搭乘着世界上最大的客轮“伊丽莎白女王号”,从纽约带着鲜花革命的醉态,口袋空空的入住进了奢华的海岬酒店。

  这一年,第二十一届戛纳电影节,罗贝尔-法弗-勒布莱(Robert Favre Le Bret)这个文化公务员,已经把持电影节15个年头了,记得刚当上总干事的那会儿,时任评委会主席让-考克多强烈的批评评奖遭遇了太多的政府干涉,他渴望戛纳成为一个超越战后政治对立,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电影纯真世界。但文化官僚勒布莱并不吃这套,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政府设立的外交平台,而他则是一个标准的产业主义者,他热衷于用文化推动旅游,乐意看到越来越多的发行商和制片商在这里买卖成交。而那些电影艺术家们,或许和沙滩上成排的棕榈树没啥区别。

  这一年,评委会主席是法兰西院士、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正儿八经的作家安德烈-萨宋。评委会成员,则有:

  安东尼奥尼的尖鼻子美人莫妮卡-维蒂,当时她正兴致勃勃的投身于莫尼切利的喜剧世界;

  久经考验的抵抗运动战士,早殒天才让-维果的病友,作家克劳德-阿维兰,正是他创立了激励年轻导演的让-维果奖,并监护着让-维果的女儿;

  在后来成为外交官,在当时作为学生代表的瑞典人让-诺德兰德(Jan Nordlander);

  马雅可夫斯基的衣钵传人,“高声派”主将,苏联诗人罗伯特-伊万诺维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那一年,主竞赛单元一共有28部影片入围,东欧阵容尤其强大,米洛斯-杨索甚至有两部电影(《红军与白军》和《闪耀之风》)同时入围,此外还有米洛斯-福曼的《消防员的舞会》,伊利-曼佐的《反复无常的夏天》,扬-内梅克的《聚会上的报告与嘉宾》等等6部之多。此外还有阿伦-雷乃的《我爱你,我爱你》,卡洛斯-绍拉的《薄荷刨冰》,理查特-莱斯特的《芳菲何处》,新藤兼人的《黑猫》,杰克-卡迪夫的《摩托车上的女孩》等片。

  米洛斯-福曼的《消防员的舞会》得以参加戛纳,可谓是峰回路转,惊心动魄。起初这片子惹怒了前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局的官员,而制片人老狐狸卡洛-庞蒂则撇下了米洛斯不管,使其差点因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而被关进大牢,好在正巧杜布切克接替成为,在“带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大旗下, 一股清新的自由之风拯救了米洛斯,并把他的影片送来了戛纳。

  而波兰电影的主将扎努西则对这届夭折的电影节颇有微词,他认为如果不是之后的闹腾,他的波兰同胞维托尔德-冈布罗维茨的《马太日》定能有所斩获。

  在戛纳,电影人们好像端坐在奥林匹亚山上的活神仙,坐拥着缪斯的无限美好,哪怕地动山摇都可充耳不闻。可是呐喊的声音还是传了过来,在来戛纳之前,没人料到会遭遇这样的进程。包裹着戛纳这座海滨小城的梦幻泡泡不堪一击地带着所有的虚荣被戳破了。

  1968年无疑是二战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年。整个地球陷入了抗议的沸腾当中。人们对于既定的生活轨道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反叛的激情却在“另一种选择”当中丛生。被殖民者反殖民,被资本者反资本,被xx者反xx,被独裁者反独裁,人们不约而同地率性而为。

  1968年,在美国,青少年们离开他们的中产阶级家庭,过着嬉皮士的生活;反越战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反对征兵,反对陶氏的恶毒武器、要求撤兵停战的示威抗议此起彼伏。民权运动也到了关键的时刻,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黑人力量”崛起,以至于芝加哥大暴乱。以色列已经从受害者转变成了施暴者,“巴勒斯坦人”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阿拉法特将在之后不停的出现在电视新闻里。

  杜布切克当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推行“带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松绑,史称“布拉格之春”,短暂的春天随即在8月迎来华约国的5000辆坦克。

  巴西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抗议伙食低劣,而被警察射杀,引发了反对军事独裁的社会浪潮。

  巴德和迈因霍夫集团,在法兰克福引爆炸弹,以抗议越战。随后学生们占领了《明镜》周刊。

  墨西哥城奥运会让黑人权利、南非种族隔离、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成为世界线年的法国巴黎

  刚在《周末》里大展手脚的演员让-皮埃里-卡尔冯(Jean-Pierre Kalfon)大声读着人们手中的小册子:“借着官僚主义的假象,文化最该死的敌人再次盘踞了这个自由的堡垒。不要只站在一边,让他们闪开。自由是争取来的,不是白白就能领受。法国和全世界,所有热爱电影的人们,都将和你在一起,都将和亨利-朗格卢瓦在一起。”

  这就是由于政府撤销法国电影馆的建立者亨利-朗格卢瓦的馆长职位,所引发的“保卫电影馆”运动。亨利-朗格卢瓦,世界上最伟大的影迷,从电影俱乐部起家,到建立法国电影馆和法国电影博物馆,正是他在二战时期,保存下了大量的珍贵电影拷贝,是他让梅里爱的电影重见天日,而新浪潮的导演们无不都是在电影馆的电影院里熏陶出来的。两三个月前,时任文化部长马尔罗(一位著名小说家,曾经的抵抗运动者,顽固的戴高乐主义者,著有描写中国地下革命的《人的大地》)运用诡计,先是背着朗格卢瓦召集电影馆的代表们,大大颂扬了一番朗格卢瓦,并声称绝不会调换朗格卢瓦的馆长职位。并号召电影馆的同仁们和文化部一起对抗财政部,因此建议让政府获得电影馆委员会的多数席位。代表们大受感染,同意和马尔罗合作。结果第二天,新组建的电影馆委员会,就把朗格卢瓦踢出了局,并提名从未在电影馆出现过的皮埃里-巴宾,图尔电影节的主席,作为馆长候选人,并在最后投票委员近半数缺席抗议的情况下,将他抬上了馆长之职。

  马尔罗和那些文化官僚们正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这一手诡棋,但他们并不真的了解亨利-朗格卢瓦是谁,一手建立起法国电影馆的他早已是影迷们的精神领袖。所以这项变动使得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迷影者(cinephile),一夜之间变成了街道上愤怒的人群,这样的骤变让当局着实措手不及。

  有恃无恐的皮埃里-巴宾一入驻电影馆,就把馆员们叫来分别约谈,凡是被认为忠于朗格卢瓦的一律辞退。但是这场清洗并不够彻底,一位名叫乔斯林-阿彭棠黛的馆员作为可被信任者留任了,在后来“电影馆战役”当中,她始终扮演着特工的角色,每天中午,她把馆内的文件偷偷带出,由一个年轻人翻拍后再带回馆内,这让保卫朗格卢瓦的影迷阵营始终掌握了巴宾和文化部的动向。

  情人节那天晚上,当人群和警察在电影馆门口正面遭遇的时候,“朗格卢瓦事件”正式升级为世界性的事件。电影人纷纷表态,《电影手册》编辑部每天都收到五湖四海的声援电报,这些电报上的署名几乎就是一部人类电影史。

  第一个出面力挺朗格卢瓦的不是《电影手册》也不是《正片》,而是一份左翼日报《战斗报》。从撤职第一天起,《战斗报》就开始力挺朗格卢瓦。在2月14日这个关键转折点那天,《战斗报》编辑查皮尔写道:就是今晚,所有人都来夏乐宫吧!战斗委员会在那里。或许会发生暴力,但是我们倒要看看马尔罗和他的警察们面对着凯瑟琳-德纳芙和让娜-莫罗(都是法国最著名的女明星)的脸庞会做出什么反应?

  事实证明,警察们的确对此状况矛盾百出。当晚,在电影馆门口,远没有“筋疲力尽”(系此导演的代表作品)的戈达尔勇猛地突破了封锁线,当他号召人们跟上的时候,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封锁线的这一边,其他人依然被挡在另一边。显然警察们认为他是戈达尔,所以可以随心所欲(vivre sa vie)。

  差不多的故事,夏布罗尔(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也遭遇过,后来事态升级,有几个中学生影迷被警察带走了,夏布罗尔气势汹汹的去警察局理论,结果不费一枪一弹,就在警员敬慕的目光中,轻易的把人给带走了。

  滑稽故事归滑稽故事,但警棍不留情。《战斗报》预言的暴力场面还是发生了。当晚,戈达尔和特吕弗喋血街头,而贝特朗-塔瓦尼埃血流满面。但是他们没有退缩,新浪潮的干将们檄文一篇接着一篇,《战斗报》、《正片》、《电影手册》媒体阵地一个接一个建立起来,有力的回击着臭名昭著的《费加罗报》。组织也建立起来了,“保卫电影馆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这场运动中,巴黎人们的街头实践经验获得无限的累积,一批热爱电影的学生出现了,他们的热血被点燃了。

  1968年,克劳德-勒鲁什、戈达尔、特吕弗、路易-马勒、波兰斯基占领了正举行放映活动的戛纳电影宫,并以此为阵地,要求立即停止戛纳电影节。

  回到歌舞升平的戛纳。契科夫说,有枪就一定要发射。所以有蟠桃会,就一定有齐天大圣。戈达尔和特吕弗就扮演了这么样的辣手角色,着实大闹了一回天宫。

  法国电影馆重新开张的第二天,索邦大学被警察突袭,现在已是欧洲绿党领袖的大学生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发出一声怒吼,“五月风暴”席卷而来。当戛纳风平浪静之时,巴黎已是街石纷飞,山河变色了。本迪特在电影馆保卫战中就已崭露头角,但当时满腔愤怒的他正要砸玻璃窗的时候,被戈达尔们制止了。这或许埋下了他和戈达尔之间理不清的爱恨情仇。传言说68年索邦大学墙上的“艺术已死,戈达尔也救不了它”等等对戈达尔指名道姓的标语就是出自本迪特之手。

  5月13日,学生们占领了巴黎的大学,法国批评家协会给戛纳电影节总干事勒布莱发来了一份声明,要求电影节同仇敌忾,延期举办,以反对政府野蛮干涉文化自由。久经官场的勒布莱拒绝了这个请求,但老道的他停办了所有的晚宴和鸡尾酒会。

  戛纳的人们习惯性的在电影节期间只关心电影节报道,奢华使得窗外的纷扰恍如隔世。直到越来越多的消息传了进来,终于汇聚成一股力量,打破了五星级酒店的无忧无虑。特吕弗开始行动起来了,戈达尔也开始行动起来了,戛纳电影节很快就将遭遇到它的大革命。17日,特吕弗驱车从巴黎来到戛纳,出席保卫电影馆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特吕弗从广播里听到了更多的巴黎的消息。当天巴黎的法国电影技术学院,被几千名电影专业人士占领,要求戛纳电影节与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们站在一起,停止举办。

  18日,保卫电影馆委员会在让-考克多大厅发起了“停止举办电影节”的动议,米洛斯-福曼虽然不怎么理解为什么巴黎的年轻人在要求布拉格的同胞们极力想摆脱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决定团结为上,和同仁们站在一块,把《消防员的舞会》撤出了电影节。特吕弗并不在乎需不需要和工人们站在一起,但他认为必须对被捕的四个学生做出回应,因此特吕弗一门心思就想把电影节叫停。

  而戈达尔则要求如果不停办,那么电影节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在他心中有着模糊的蓝图,让电影创作者从官僚、制片人和发行商手中夺权,并取消评奖,因为它“是对于等级制的崇拜”。

  不管各自初衷如何,在更本质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这个时候,现实展现出的创造力已经超越了银幕。真正精彩的好戏正在街头发生。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雷乃庆幸自己的电影没有放映,《我爱你,我爱你》中的灰色基调,已经不适合这个群情激昂的时代了。

  刚受完印度文化熏陶的路易-马勒也是造反积极分子,他召集了所有的评委,游说他们一起辞职。路易-马勒、莫妮卡-维蒂、波兰斯基、特伦斯-杨相继辞职。而特吕弗和戈达尔则同时在对导演和制片人们进行公关,说服他们把影片撤出电影节。《聚会上的报告与嘉宾》、《薄荷刨冰》、《芳菲何处》等片相继宣布退出。

  但勒布莱并没有投降,他坚持电影节继续进行,他认为不应该让外宾卷入到法国国内的事务当中。勒布莱要求进行表决,是否继续按照日程放映卡洛斯-绍拉的《薄荷刨冰》,大厅里的大多数人还是举手了,他们不相信革命的时刻已经到来。

  当影片开始放映,卡洛斯-绍拉在台上哭丧着脸要求停止放映他的影片,这个来自弗朗哥独裁的西班牙人刚刚在年初见证了军队关闭了马德里大学的数个学院。勒布莱并不认为外宾的眼泪可以牺牲掉法国政府的面子,放映继续进行。这时候,戈达尔抢到了话筒,“电影是属于电影人的!”“放映必须停止!”为了抢夺话筒,混战开始。戈达尔的眼镜再次被打飞,但绍拉和造反派们成功地拉起了幕布。放映终于停止。

  勒布莱认输了。电影节宣布结束。开幕时放映的修复版《乱世佳人》一语成谶,一切随风而逝(gone with wind),但这是一场飓风,刮走了戛纳所有的虚荣,并将继续刮下去,刮到巴黎,刮到今天。

  《薄荷刨冰》事件当晚,仿效法国大革命时的三级会议,“电影三级会议”成立了。这个汇聚了电影、电视和广播界1500多人的组织,成为了引导之后一段时期法国电影运动的核心。三级会议是个“想象力掌权”的地方,关于电影实践的各个方面:拍摄、制片、发行等等都被讨论,“政治的拍摄政治电影”、“取消明星制”、“电影是人类的生存必需品”等等各种想法被提出来。

  三级会议因此催生出了很多电影团体,像戈达尔的维尔托夫小组、克里斯-马克的门德福金小组、自由电影、农民前线、五月手册等等,尝试着大量新的电影实践。这些电影大多都直指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戴高乐主义和国家机器。

  反抗,只是反抗。这是1968年的主题,没有蓝图,没有精心设想的乌托邦。68年上映的《人猿星球》里,有句对白,“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这是年轻人的时代。早些年,新浪潮的干将们刚刚在美学上埋葬了“老爸电影”。但他们并不满足,“明天”、“未来”,他们渴望走得更远。路易-马勒在人群之前唱着《国际歌》;被催泪弹熏哭的布努埃尔看着巴黎街上满是堪比当年超现实主义的标语,不禁回望青春年华,“我与世纪同行”他叹道。

  1968年对于电影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看一下当今的阿萨亚斯就能明了,毕竟我们从未像1968年那样离未来如此之近,这是手指月亮的时刻,只有傻冒才会看着手指。

  1968年,无论是电影人最初的节节胜利,还是整场革命的退潮,它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法国导演协会得以成立。第二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勒布莱不得不向戈达尔们妥协,设立了导演双周单元。而评委们明显受到了时代的感染,林赛-安德森的关于学生反抗学校制度的《如果》获得了最佳影片大奖,表现1931年5月14日示威工人被杀害的瑞典影片《阿伦达31》获得评委会奖,而希腊著名政治片导演科斯塔-加华斯反映政治阴谋的《Z》获得了评委会奖。

  1968年,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次,能够如此大规模(全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和知识分子),如此细致(从蒙太奇到照相性),如此全面(从制片到发行)的对电影进行考察、批判、实验。虽然看似风波平息之后,电影制片机器仍旧继续运作,但是这已经不再是1968年前的那台机器了,因为它的每一个零件,每一项功能,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被拆解研究过了,都已经可以被怀疑和重置了。

  从那以后,更多的愤怒的人出现在银幕上,就连一直拍着中产阶级生活的疏离和空洞的安东尼奥尼,也拍出了像《扎布里斯角》这样激情四射的影片。而电影也成为一种视觉工具和武器,越来越多的介入到社会运动当中。而社会理论也被征用进了电影批评,从而逐渐发展成为穿透影像达到意识的新通道。对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1968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它成为一个隐秘的分叉路口。在那激情岁月之后,像特吕弗则逐渐拍起了当年被他猛烈反对的“老爸电影”,而戈达尔则更深的陷入到对电影本质的迷思当中。

  以1968为代表的六、七十年代,是我们百多年电影史真正的青春年华。离开它,整个电影史都将黯然无色。电影只有在两个时代,曾经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一个是发明的时代,而另一个就是六七十年代,激情不羁,想象力当政。如今,戛纳电影节依然是一年一度电影界最大的盛会。飘飘然胜景重现,好像一场从未被打断的盛宴。评委们也不会造反占领电影节了。但1968年的故事,已经淌入了电影节的血脉,成为了一则警言,一出神话。风光无限中,徒有虚表的危机依然存在,权力与文化的冲突暗中涌动。

  抗议声不会离开,只是今天不会在戛纳的中心会议厅里骤然发难,但他们会盘踞在电影节的边缘,在那里“禁止禁止”,并手指月亮。制片人中心的压迫体制真的倒塌了么?电影工作者真的掌握了电影么?导演中心制度是不是成为了新的威权体制?我们还能无限的去想象电影的未来么?没有群体的呼唤,我们对于那些单枪匹马的离经叛道者还能雀跃以待么?1968告诉我们,要提出问题。

  今年,骆晋作为中国的影评人,或者更正确的来说,是迷影者,成为戛纳的“France 4 Visionary Award”这个新设单元的评委。这个单元的设立是为了反映“迷影者对于电影工业中涌现的新天才的热情与激情”。“迷影者”、“新天才”、“激情”这些都是1968年的核心。那么今天,我们坐拥着1968的遗产,又该如何衡量它们呢?

  让-吕克-戈达尔:法国导演,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1960年完成第一部故事片《精疲力尽》。

  弗朗索瓦-特吕弗:法国导演。法国新浪潮另一位代表人物。拍摄过《四百击》、《朱尔与吉姆》、《日以继夜》、《最后一班地铁》等经典电影。

  路易-马勒:法国导演,处女作《死刑台与电梯》获路易德吕克奖,跻身新浪潮导演的行列。

  波兰斯基:波兰导演,1962年3编导处女作《水中刀》,在西方却引起了轰动,是电影史上的“罪恶大师”。

  克劳德-勒鲁什:法国导演,23岁创设独立制片公司,导演首部剧情长片。1966年的《男欢女爱》,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是其代表作。

  米洛斯-福曼:前捷克斯洛伐克导演,代表作有《莫扎特传》、《飞越疯人院》,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导演之一。伊利-曼佐:捷克导演,1968年以《严密看守的列车》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次年《失翼的云雀》被禁,1990年重见天日,获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奖。